随手

基本上，出差日记什么的，我从来没有从头写到尾过。于是，每次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完整的“第一次”仍在前方。

这次出差很匆忙。配合12月初娄东画展所作的一次前期考察，邀请了北大的两位学生，他们主导，但总要有人带队，于是前一周我得到消息——这活儿，我干。
我向来是不喜欢四王的。明清文人山水至今对我来说仍然是个“熟悉的陌生人”。而这次的主题偏偏是“四王”中的“二王”王时敏、王原祁……各种纠结。
最后的行程路线，大致是北大的同学所确定的。当然，前期有过沟通。主要的关注点是太湖以东，古娄江流域的水系、市镇等，考虑到展览当然还会偏重明末清初的这个时代。
整个考察的时间是三天，地点包括了昆山、常熟、太仓和嘉定。安全起见，先把所有行程列下。

第一天——
昆山：
亭林公园（顾炎武纪念馆、昆曲博物馆、文笔峰、刘过墓）
浏河上的富春桥、玉龙桥
归有光墓

常熟：
聚沙百福宝塔
紫微桥
琴川

第二天——
常熟：
虞山国家森林公园（新修城墙、旧城墙遗址）
仲雍墓、周章墓、言子墓
王石谷墓
瞿景淳墓
柳如是墓、钱谦益墓
翁心存墓、翁同龢墓（？）
黄公望墓
兴福寺
崇教兴福寺塔
彩衣堂

太仓：
弇山堂（太仓人民公园）
张溥故居
致和塘沿路皋桥、州桥、周泾桥
太师第门楼（未开）
娄江

第三天——
太仓：
南园（俞氏鸳鸯厅）
新浏河

嘉定：
法华塔（练祁河、横沥交界处）
嘉定竹刻博物馆
嘉定孔庙、中国上海科举博物馆
汇龙潭公园
秋霞圃
西城墙、水关

绪论
P3
所有的研究始于提出一系列问题。
让我十分感兴趣并在此书中将深入讨论的问题包括：是什么样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使中国在西周时期就产生了采用官僚制度的政府？它是通过完善内部行政管理来缓解扩张需求或领土损失带来的外在压力的一种战略？还是由于西周内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而产生新的因素所致？西周政府的组织背后的逻辑又是怎样的？西周的官职的功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并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了专门化、其运行实现了常规化？周王作为指令性的权威，他与官僚机体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而这种关系又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变化？西周政府官员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可见的等级阶梯（hierarchy），并由此形成行政权力的分层化？在西周政府中进行服务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被西周政府选拔录用的官员应该有怎样的社会背景？王畿的中央政府与众多地方封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地方封国在整个西周国家的政治运作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西周官僚制度是如何发展成帝国官僚体系的，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西周官员是否已有对“周人国家”作为一个政体的认知，而并不仅仅是对“王室”的意识？西周国家的本质是什么？

P6
“官僚”指一个由中心指导的、系统组织和阶梯化建构起来的官员群体（staff）；这个群体专注于按照统治者或者身处官僚体系之外或凌驾其上的指令者所决定的政策来经常地、惯例性地和有效地行使大规模行政职能。这个群体，正如韦伯所看到的那样，倾向于成为受规则约束的，职能被专门化的，并且鼓励“非个人性”（impersonality）和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
由尤金·卡门克（Eugene Kamenka，1928-1995）提出的这个定义综合考虑了现代被普遍接受的有关官僚的诸种含义，并且注重强调官僚政府的核心结构与运作特点。本书的研究即以该定义作为论述的基础。

P22
将最初写在容易腐坏材质上的王室档案或家庭记录转移到青铜器上，不仅可以使更多的人知道它们的内容，而且还可以加重作器者的社会地位。当这些青铜器在特定宗教仪式中被摆放于宗庙之上，铜器上的铭文会得到全体宗族成员的见证和接受，包括想象中的有时甚至是更重要的祖先神灵（但铭文不一定是写给他们的）；这样，铭文所载有的信息可以深深地沉淀在宗族成员的精神记忆里，就像铭文本身会作为该宗族的文学财富的一部分传递给子孙后代。当铜器用于招待亲朋好友的奢华宴会时，铜器本身即可作为家庭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在食用美酒佳肴之前或之后，以精美书法写成的铜器铭文自然会得到这些器主交往圈中的上层社会人士的观赏和品鉴；它们无疑具有展示功能，并由此更增加了器主家庭的社会声望。如同许多铭文显示的那样，如果周王恰巧也在贵宾之列，那些通常记录着过去曾接受的天子册命与赏赐并赞美周王恩泽的溢美之词一定会使周王感到非常的愉悦。从这个宽泛的角度讲，这些纪念性铭文在宗教-礼仪仪式场合中的出现反而显得偶然，因为它们也在其他更多的社会场景中出现。青铜器铭文自然是为了交流信息所铸，但比起死者，它们对生者的交流则是有更大的社会规模和更为日常性的功能。
虽然这些纪念性质铭文的目的是为了记录并传承作器者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它们并不一定常常记录真实的历史。铭文记录的是铭文撰写者看待历史的角度以及应该如何记住历史，这与所有历史文献的形成一样，都是经过人们大脑思维活动的结果。

P23
本书的构成
本书共分七章。在第一章对历史背景的概述之后，接下来的五章都是在金文基础之上，分别对西周政府的一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七章则是在各章分述基础上，对西周国家的性质和特点作深入的理论性探讨。
第一章“历史背景”，主要针对非中国史（特别是西周史）研究领域或者不太熟悉西周历史的读者所写。……本章为读者理解下面几章的内容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第二章考察的是西周政府的组织结构及特点。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章把西周政府放在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年代框架内进行研究。
第三章研究的是西周政府的行政程序，旨在复原它的运行规律。本章开始部分界定了西周政府运作的一些基本特征，如行政的空间范围、册命仪式、文书记录的使用以及各官署的位置所在。
第四章研究的是西周王畿地区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明确指出渭河流域对土地的持有存在几种不同的方式，代表着三个极为不同的行政管理体系。
第五章考察的是西周官员在政府中服务的本质及仕途的发展。通过基于相关铜器铭文数字统计的详细论述，本章认为，至迟自西周中期，西周政府录用的官员有世袭和非世袭两个来源。
第六章研究王畿范围之外的地方封国及地方政府的性质，指出地方封国是一个类似于西周国家的政治机构，而且地方诸侯在其封国内享有作为一个统治者的所有权力。
第七章则在上述六章的基础上回顾目前西周国家研究中使用的几个社会政治学和人类学模式：“城市国家”（City-State），“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封建国家”（Feudal State），“分立国家”（Segmentary State）及“邑制国家”（Settlement-State）。本章认为，这些模式均不能被直接应用于西周国家。……我个人的看法是，西周国家更接近于一种可称为“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Delegatory Kin-ordered Settlement State）的形态。这意味着有一套委托性的原则（depository rules），规定了周王和地方诸侯的地位和作用。周王在将权力委托给地方诸侯的同时，而各地方诸侯则是王权的代理人。这也暗示着西周的“国家控制”的本质就是对按宗法结构组织起来的“邑”的控制，而它的中心就在王都。
本书末有两个附录：附录一位西周金文中所见官职的列表；附录二则提供了本书所提到的所有有铭青铜器的背景材料。

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
蒲百瑞（Barry B. Blakeley）
曾小萍（Madeleine Zelin）
许倬云（Cho-yun Hsu） 
韩明士（Robert Hymes）  
鲁惟一（Michael Loewe） 
毕汉斯（Hans Bielenstein）
顾立雅（Herrlee Creel）
白乐日（Etienne Balazs）
林嘉琳（Katheryn Linduff）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
 

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李峰著/吴敏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8
[ISBN 978-7-108-03417-5]

李峰　陕西宝鸡人。1983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8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硕士，之后从事西周都城丰镐遗址的发掘。1990年进入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赴美国后于200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长期从事西周时期考古和历史，特别是西周金文的研究，为西方早期中国研究的重要学者，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早期中国讲座。2006年起主持山东龙口归城周代古城遗址的调查及发掘至今。中文著作另有《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本书扬弃以往学者“官制”研究的老路，完全基于西周金文，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最早的官僚政府——西周政府——的组织原则和运作逻辑。作者认为，以灭商为契机，周人开启了致力于实际政务的新政治传统。到了西周中期，西周政府在册命程序、官员选拔和升迁，以及政令的阶梯化等诸多方面均表现出官僚政府的特征。
本书进而论述地方诸侯国的权利、义务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西周国家的性质是通过亲族组织对成千上万的“邑”进行分层的编排和控制，是一个“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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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I
历史这一门学科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记述（Historical Documentation），另一部分则是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y）。就历史研究讲，我认为历史这门学科基本上是一门解释的学科；它是一个有关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之间关系以及这些众多事件为什么如此（而不是如彼）联系起来的一个解释系统。这种解释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历史的发展背后有一种逻辑的关系，而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之间有一个结构性的联系。由于这种逻辑性和结构性的存在，历史的发展有其可推测性或可预见性（这并不排除偶发事件的存在），从而跨越文化和地理环境的所谓比较历史学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 才可能发挥作用，而所谓的“以古喻今”，“理阐方来”(章学诚语) 也才有意义。从另一方面讲，个别的历史事件只有在整体的逻辑结构，也就是说历史的背景联系（Historical Context）中才有意义，否则即使把它们研究得再清楚，它们也只能是“没有形状的一堆事件被不恰当的称作历史”（“The shapeless heap of facts improperly called history”—孔德语）。了解事件与结构、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对历史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晋侯su钟

今天恰与郭头都在青铜馆中。他说起编钟的发声。我们惯常说：中国古代编钟是合瓦型，故正面和侧面各能敲出一个音，是双音钟；且和圆形的钟相比，其尾音短促，可演奏乐曲。但郭头说在去年世博会时，他曾注意湖北省博物馆的编钟演奏，发现最大的编钟尾音非常长，而演奏者使用的敲钟锤表面是皮包裹的；而其他小钟的钟锤则是金属的。遂问演奏者：若用皮的钟锤敲打小钟，会有长尾音么？演奏者回答：也会有一点。那么用金属的钟锤敲打大钟呢？尾音会短些。于是，他认为尾音长短恐怕和敲击的横截面、敲击物的质地都有关系，而不是我们以前简单认为的共振原因。当然，要落实这种说法，应该需要进行规范化的实验考古。
先记下。作为补充说明。

2.铜鼓

《禅的行囊》P321-322
这个拥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非汉民族【壮族】（比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人口之和还多）自古就和青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壮族人崇拜蛙神，在他们的世界里，蛙神是雷神的儿子。对于从事稻作农业的壮族人来说，这对父子几乎是最重要的天神。在壮族人的求雨仪式上，负责向天界传递人间消息的便是蛙神。
1992年的时候，我曾给香港的一家电台做过一档有关中国山地民族的系列节目。当时采访的一位壮族妇女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解了蛙神崇拜的来龙去脉。很久很久以前，有位老太太晚上睡觉的时候嫌蛙声太吵，就让她儿子想想办法。儿子去灶上烧了锅开水，兜头浇在窗外的青蛙身上。果然，蛙声平息了，然而那些没被烫死的青蛙蹦跳着逃离了老太太的家，还带走了附近所有的青蛙，不一会儿功夫，山里的青蛙跑得一只都不剩。转眼到了夏天，山里久旱无雨，太阳把土地烤得冒了烟。
绝望之下，儿子走到村里的神庙前，向供奉在那里的壮族先祖布洛陀祈祷，祈求他的帮助。布洛陀告诉他，被他烫死的青蛙里有一只是雷神的儿子，除非他向雷神赔罪，并且从此像照顾亲人一样对待青蛙，否则永远都不会下雨了。老太太的儿子听了布洛陀的话，于是天降甘霖，庄稼得救了。从此，祭祀蛙神成了壮族人最重要的节庆活动。祭蛙神的活动从每年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开始，这一天的清晨，村里的老人们会在日出时分敲响铜鼓，将全村老幼聚集一处。村民们带着锄、镐等农具从家里赶来。在神庙前祈祷完毕，便四散开去，在乡间的石畔溪旁到处寻找青蛙。第一个找到青蛙的男人和女人将分别成为本年度的蛙王和蛙后，他们将找到的青蛙带回到神庙前，交给村里的巫师。巫师手捧青蛙，带领全村老幼重新回顾了蛙神的重要性之后，将两只青蛙杀死，装进一个竹匣，然后供在神庙中。接下来是村民的狂欢庆祝。狂欢通常在晚间进行，并一直要持续半个月之久。到了正月十五月圆之夜，两只青蛙的灵魂就该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了。天上的雷神听了蛙神的劝说，便会保佑壮族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